农场最出色的业余音乐家是张建，他是个小提琴手。他不仅琴拉得好，还会自制乐器。农场有一大片闲置野地，里边堆满了从地下挖出来的棺材板，那些木料将用于盖房、垒猪圈或修小桥等。有些棺材板木料上乘，且经过精工雕琢和细致描绘。有的棺材板掉进水里会马上下沉，如同石板一般。
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干活时经过那片野地，其中一位同事用铁锹铲了一块巨大的棺材盖，随口说了一句：“这是紫檀木”。当时我没在意。晚上睡前躺在床上和张建聊天时，我无意中说起了白天看到的紫檀木棺材盖。他一听就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抄起手电筒和镰刀，要我带他去现场看看。张建说：“一支用紫檀木做成的提琴弓子能卖60元！我们每月工资才32元！”我说，还是明天天亮再去吧，这会儿怪吓人的，在墓地里要是有个好歹，咋办？！张建却不依不饶：    “你要是不现在带我去，今天就别想睡觉了。”说完，就躺在我的床上，不起来了。没办法，走吧！
那年头，连公路上都没有路灯，更别说在农场里了。我和张建借着手电光的亮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片野地。夜里的路程好像比白天长了一倍多，我们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那块厚木板。张建欣喜若狂地用镰刀狠狠地剁了几下，然后用手电筒照着，仔细地查看那块木板。此时，天穹之下没有月光，四周静寂无声，伸手不见五指。我催问张建，到底那是不是紫檀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说紫檀）？不管是不是，我们该回去了！此时此刻，我们俩在那儿研究棺材板的行为无异于偷坟盗墓，太恐怖，太可怕了！我总感到内心不踏实，并不停地向四周张望。张建却漫不经心地趴在那张迷雾重重的厚木板上，用鼻子认真地闻了闻，然后沮丧地说： “不是紫檀木，是他妈的红松！”。
我们俩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言不发。我责备他不该那么着急：
“一块破木头又不会自己跑掉了。除你之外，不会有人想要它！明天来看有什么不行的！”
张建不爱听，也不答话，心情沮丧。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喊一声：
“鬼来啦——！”然后撒腿就跑。我腿不好，手电筒又在他的手里，我只能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一遛小跑，倒挺像个鬼魂！我浑身发冷，心发慌，腿发软，感到头发全都竖起来了。每走几步，我就回头看看，仿佛听到身后有其他生物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又好像是呻吟声，令人毛骨悚然。我认真分辨一下，那不是自己的声音，太可怕了！
我好不容易才返回人间，进了宿舍，只见张建已洗漱完毕，正躺在床上优哉游哉地看书呢。我冲上去，掐着他的脖子说：“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太阴险，太不仗义了！”他听了，哈哈大笑着说：“嘿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别当真！”唉，我一点脾气也没有。
张建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他家兄弟姐妹们也受到了牵连。他常常回想并诉说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经常梦见他的爸爸妈妈被严刑拷打的场面，而且常在梦中被惊醒。这些恐怖的回忆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因此，他满怀深仇大恨，时常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说话时总带刺儿。他每天又玩又闹又笑，那么欢实，谁也想不到他内心还有那么黑暗的阴影。难怪他和我们不一样，每次喝酒以后就伤心落泪，还乱发脾气，摔酒瓶子。这真是：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我很理解、很同情他，并劝导他：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并不是几个人的遭遇，而是几百万人。更悲惨的是很多有才华、善良的人没能活下来（1966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共有31万人被直接迫害而死）。可张建一点也听不进去这些劝告。那时，人们不做这方面的思想工作，也没有心理医生。
后来因一件小事，张建也被开除了！事情很简单：我们例行开大会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提到了关于王洪文用公款为自己建造别墅。农场的团委书记将别墅念为“别野”了。会场中发出了哄笑声。团委书记大发雷霆，并示意大家不要出声。张建站起来，指责说：
“你自己先补习一下功课再来给我们上课吧！就你这样的水平，也配当领导？你没那个资格！”从此之后，每当张建见到书记时，就对人家说：“别野！别野！”
长此以往，终于惹恼了领导，不开除他，开除谁？
王洪文的腐败罪证仅仅是六支猎枪、一辆用于打猎的北京212敞篷吉普车和一栋别墅。这是当时的中央文件里透露的。林彪的简朴是出了名的。那时候，个别高级干部住房的窗户上因为安装了双层玻璃，也被定为腐败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