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客人们陆续到来了。疗养院的路边两旁摆放着很多美丽的鲜花，有牡丹、茉莉、郁金香和夜来香，以及很多不知名的花卉。守卫大门的警卫由彪悍的陆军士兵接替了海军陆战队。我们出入大门必须出示证件，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还为我们介绍了该地区的阶级斗争情况，并告诫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虽然这里有军人站岗，但夜里一定要锁好各自管理的楼门。也就是说，如果有客人不回来，值班员就不能下班，直到客人全部安全地回到自己房间。
    年轻的客人和带着孩子的客人都住进了小董的楼里。我的这栋楼里基本上住的都是老大爷和老太太，这可把我吓坏了，要是老人们有个三长两短，我脱不了干系。在我的楼里，有一位周总理的老朋友－史密斯夫人，她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巴西的阿玛里留先生，他也非常著名，1964年巴西右翼政府无理逮捕并野蛮地殴打中国9名驻巴西的新华社记者和外贸工作人员。阿玛里留先生作为律师，他主持公道，不畏强暴，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击败了巴西反动政府的阴谋，使我国9名工作人员得以获释，并安全返回祖国。而阿玛里留先生却遭到了政治迫害，不得不辗转来到中国避难。
另有一位传奇人物，就是西班牙的荷赛.卡斯代多先生。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荷赛先生是一名英勇的游击队领导人，参加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他在对抗反动独裁佛朗哥的战斗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奥地利的魏露诗老太太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知道很多的中国谚语和成语。来自联邦德国的尼班克太太腿部有残疾。
这些老人们都有着各自不平凡的经历。疗养院里的另一栋楼里还住着爱泼斯坦先生。马海德先生不住在专家疗养院，他经常从西山的国务院疗养院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来到我们这里，拜会他的好朋友爱波斯坦，俩人一起去海滨浴场游泳。马海德先生是在1936年与斯诺一同去陕北的，他和爱泼斯坦原本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来到了中国，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我对他们敬佩有加。
有一天我问马海德先生：“我太瘦了，怎样才能胖起来？”
他回答道：“每天吃这么大的肥肉，你就能胖起来。”他用手比划一下，我估计他所说的那块肉得和篮球一样。旁边的楼里还住着令人尊敬的米勒先生，他是医学院的院长，也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我的楼里不仅有老大爷、老奶奶，在二楼的阳台上还有一个燕子窝。组长老李认为燕子在这儿搭窝不合适，便命令我和小董架起梯子，拆掉燕子窝。我举着棍子正向上爬，突然听到一声怒吼：“住手！”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魏露诗太太，她的中文说得相当流利：“你们要活，它们也要活！不许你们这样做！快给我下来！”
    我只好灰溜溜地从梯子上滑下来，我和小董再也不敢动燕子窝了。后来，燕子窝里孵出几只小鸟，它们的嘴是浅黄色的，扁扁的，很滑稽，很漂亮。小鸟们常挤在窝门口向外张望，发出“唧唧喳喳”的声音，十分惹人喜爱。
楼里的荷赛先生长得特别胖，走起路来，浑身上下的肉一颤一颤的，好似果冻或鲜豆腐！更有趣的是，荷赛先生经常只穿一条大短裤，不穿上衣，脚蹬一双破拖鞋，嘴里叼着大雪茄就出门了。无论是去海边散步，还是到餐厅用餐，荷赛先生永远这身打扮，从没见他换过行头！
    我通过翻译问荷赛先生，为什么每天都笑个没完，总显得特别高兴？回答竟然是：因为从来不和女人打交道！因为他总爱和女人吵架。这可真是个怪人！
尼班克夫人腿部有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样，走起路来很吃力。但是，她的脸上永远挂着慈祥、开朗的微笑。夫人是个以乐观态度面对一切的人，尽管她的腿不好，但她的游泳技巧很棒，且耐力超群。每逢阴天下雨，她就坐在阳台看书、写作。只要一有空闲，她就教我一两句德文。我和小董凭直觉猜测，夫人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尼班克夫人只会讲一句中文：吃了吗？无论什么时间，夫人见到我就问：吃了吗？好像我永远吃不饱饭似的！
实际上，我们的伙食很好，每天中午在疗养院的职工食堂里都有螃蟹吃。当时螃蟹的市场零售价格为一角钱一斤这还是刚刚涨起来的价格呢。我们还买过最新鲜的刚刚摘下的苹果，6分钱一斤。外国专家的餐厅伙食肯定比我们的更好，但我常常看到他们从市场上买来一些新鲜果蔬带到餐厅去和正餐一起吃。他们手捧盘子，里面放着洗干净了的青椒、番茄、黄瓜等等。可能是把它们拿到饭桌上，兑入一些调料当菜吃。也许我们的厨师不做他们爱吃的那种类似沙拉的菜吧。其实，能够生吃的菜，应该尽量生吃。不得不煮熟的食品才应该用高温烹煮，比如肉，米饭等等。
7月中旬的一天，小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向团组织靠拢。她对我说：“单位要在北戴河发展一批团员。” 小董也告诉我说，我是被团组织考察的对象，但因为我以前只写过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所以，团组织一直认为我不够积极主动。
我向他们表示：自己不应在外出工作两个月就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团员返京。而且，在北戴河推荐我的那些人也许对我不太了解，会被人信服吗？不管入团与否，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我明确告诉小组长：现在吸收我入团不大合适。从此，再没人跟我谈入团的事情。直至1978年夏天，我才终于加入了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