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6年大学一毕业算起，再加上回国后的二次加入，北京外企是我前后服务八年的国企，学到了太多，结识了太多师长，朋友，感恩一辈子。
       不知为什么，首先想说说曾哥（二曾）。曾哥应该快七十了，地道老北京，早批外派商社的雇员。哥几个，不知道，只知道还有个大曾早年也在外国商社外派。二曾从小地摊练摔跤，所以一直板寸，身子板直直的。以前只知道他在外企集团啥都不吝，谁都敢骂，不好惹，朝阳门地面上也有一号。后来是帮他闺女入职了我所在的外国企业，有机会相识，成了朋友。每次逢年过节，都是他主动给我寄送礼品，让我受宠若惊。交往多了，曾哥才跟我透露了心里话：兄弟，你哥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没办法，不这样就要被欺负。曾哥是讲义气的，北京外企第一任总经理帮过他们兄弟，去世时，兄弟俩一起抬的灵柩。对朋友，也是能帮就帮，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那个年代的人，能做到这份儿，足够了。
       还有就是在美国自驾那次车毁人无恙的难忘经历，“车上一定有贵人”。那天，同在芝加哥的以前一个部门的老领导，同事和我一起自驾在密西根州高速路上快速行驶。中午，路况，天气，都非常好。突然，一个流浪汉横穿高速路，开车的同事可能稍微走了下神，比我们晚看到他半秒钟，眼见就要装上时，他急打方向盘，我们的车子一下冲到了地沟里，他又赶紧反向打轮，车子又掰回了主路，但这是一辆大货车已经刹不住车了，一下把我们的车头撞毁。一阵尘烟以后，我看到辅座上的大姐白衣上满是红色，我以为她被撞伤出血了呢，忙去叫她，锐总，您没事吧。她缓了缓神，举起手中红色的饮料，说，没事，是饮料洒出来了。接着她说了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咱们这车上一定有贵人！目睹这一切的临车司机赶紧停下了车，在安抚我们的同时，也主动说会陪我们一起等警察来，会告诉警察我们没有任何过错。想想起来，很感谢这些热心的美国人。警察很快就感到了，目睹车毁的现场，看着地沟边呆坐的流浪汉，他只说了一句：It’s impossible，这不可能。因为100多迈的车速下突发事件，结果确实除了车子报废了，没有一个人受伤，哪怕是轻微的皮肉伤，简直就是奇迹。付了拖车费，在赶来的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火车回到了芝加哥，有幸第一次在美国坐了火车。
       北京外企，作为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企业来华设立代表处而在当年11月应运而生的特殊企业，实际上级主管部门特殊，行业特殊，人员特殊。当时所有可以派驻到外商办事处工作的中国雇员，外语要懂，政治觉悟和家庭背景也要符合要求。而能在机关工作的管理服务人员，则更多是党政军警调派过来的干部，个个都来历不凡。因为从小父母爱看京戏的缘故，虽然小时候很生气爸妈把电视都占了看京戏，美其名曰让我们聚精会神地好好学习，但随着年龄地增长，自己越来越感到了京剧的博大精深和唱腔的回味无穷，还是要感谢父母在小时候不知不觉中的潜移默化让我注入了对国粹的喜爱萌芽。99年北京外企成立20周年的司庆大会，着实让我知道了它的背景有多厉害。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小生名角叶少兰先生还专门表演了清唱。司庆快结束时，当时老生名角于魁智先生赶到了。据说，当晚，为了表示歉意，他专门为公司的相关领导们清唱了好几段。这些可都是我们父母眼里绝对的京剧大家，平时根本就见不到，我们却在司庆里可以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说起来，我的爸妈都感到羡慕不已。
       前后工作的八年期间，科长，经理，同事，下属，还有外派的员工，有幸认识了很多人，不少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不论年龄和级别。樊总，肖总，锐总，式铮，陶烨，王宇，程艳，石总，刘总，夏总，小郭，力总，纪姐，王迪，陈琪，杨迪，等等，还有现在公司的创始人，都是以前北京外企的同事。其中有两位非常好的师长，邢老师和魏老，一个是曾经的女科长，一位是平易的老大哥，我们当时在一个部门工作，特别有缘分，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俩是56年同月同日出生，父辈还都是山西老乡和亲密战友，一个是文革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个是文革后安全部副部长。公司也给与我非常多的关照，譬如当年谔总邀请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回机关工作，不久还特批给与贷款资助我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购买到一套合适的住房，所有这些，我和家人都一直感恩在心。其实在北京外企的机关里，至少我是觉得没有太多的等级界限，只要是业务相关的事情，各级领导的办公室和电话都是随时敞开的。我就曾经两次主动敲开谔总的办公室，然后谈工作和建议，都得到了很好的聆听和反馈，得到了预期的结果，这一点，其实在国企，说起来容易，能够实现起来的不多。
       也有两个我非常想念，时常记起，却无从见面的领导和老哥。赵局，我们对他的戏称，一个比我大一轮，曾经当过警察，没有一点架子，整天乐乐呵呵，喜欢摄影的老大哥。一起工作和玩闹了很多年，那年原计划约他一起去新疆旅游摄影，他却突然确诊为胃癌晚期。事实上，他确诊前的周末，我还和他一起在公司后面的小面馆吃晚饭呢，结果周一突然发绕，去医院一查竟然已是胃癌晚期。多少和他为了陪好领导，对外喝酒应酬有关系吧。很快做了手术。术后没多久，我们还一起去他家去吃春饼，庆祝春天的到来。他努力吃得很开心，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开刀后，发现已经是橡皮胃，无法手术，所以没有做任何切除，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后来，他无意中看到了手术失败的诊断书，人一下子就垮了，很快就过世了。也许是都属牛的原因，我们处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想起他，都不能相信他就这么离开了。
       另一位集团领导刘总，是带领机关同事一步步干好而被提拔为局级干部的。刘总的长相和声音都很像唐国强，当然岁数比他大多了，口才也是绝对的出口成章，笑语连篇。对我们下属都非常和善。他会主动安排自己的司机开车带领想锻炼的同事们去周边游泳馆游泳。他自己每天尽可能走路上下班，爱打乒乓球，生活非常健康，人也特别乐观。我出国上学前，刘总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她女儿在芝加哥的联系方式给了我，让我跟她联系。到了美国后，和他的女儿见了面，因为是同龄人，又都是北京人，彼此很谈得来，当然不是男女朋友的交往，当时她已有男朋友了。刘总对女儿管教很严，更没有让女儿沾任何公司的便利，这一点，我知道后，真的就更加敬佩刘总的为人了。可就是这么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却在05年得了渐冻症，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已有十几年了。刘总的经历，至今让我一直对好人一定有好报这个美好愿望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