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本上都叫祖籍。爸妈都是河南焦作临近村子的，好像一个是西冯封村，一个是东王冯村，小时候就没有用心记，现在模糊着叫着，也挺好。愚公移山的王屋山，就在我们村子的北边。还是先说说老人吧，老房子早就没了，再不回忆一下，真怕他们就彻底没了痕迹，但其实，他们又是自己心底最想记起的亲人。
       从小就知道姥姥家是烈属，一直政府照顾。记得很小的时候问过妈妈，姥爷是怎么死的，妈妈总是避开话题，简单说一句是被坏人害死的，我记得她这么回答时，脸上是少有的麻木的样子。对姥姥，说实话，小时候多少有些生疏或者是害怕，知道她一直精神有很严重的病，常常发作，她居住的屋子，家人尽量不让我进入，吃饭也是家人单独给她送到屋里，很少全家老少一起吃。长大了才知道是癫痫，或者是我们常说的“羊角风”，这样安排，是怕突然发病吓着我。是大姨一家，还有入赘的姨父，表哥表姐们一直细心照顾着她，直到90年代去世。大了，懂事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妈妈也愿意多说一些了，80多岁的姨也有机会多告诉了我一些她们父母的事情，也才知道了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不要忘记了。
       姥爷叫刘秉礼，当年是村子的农会主席。因为是国共反复交替控制的地区，所以一直不是太平的地带。姥爷是46年被坏人，或者说是叛徒给枪杀的，妈妈说，是和周总理以前的警卫员一起遇害的。姥姥从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落下了病根。当时妈妈才刚刚出生不久，所以实际上她对她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大姨比妈妈大6岁，都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她告诉我，姥爷遇害后，为了躲避危险，姥姥带着六岁的大姨和刚出生不久的妈妈躲到了北边的山里，整整半年，直到共产党又彻底掌握了当地的政权。大姨很苦，六七岁，小小年纪就砸煤，理矿，照顾精神不好的姥姥和年幼的妹妹。所以，她什么都看得很淡，最朴实的善良，所以也一定长寿。
       细想起来一些小节，其实姥姥还是非常想和我这个外孙亲热的。经常会从鸡窝里拿个刚下的鸡蛋，让家人给我煮了吃。只是我小时候那么不懂事，姥姥一些貌似严厉的说笑，我却总对着来，还曾经扭脸出了院门要自己回奶奶家，想想真伤姥姥的心。她其实是个病人，已经因为天性向我展示了最好的隔辈关爱，我却不知道，姥姥，对不起。姥姥叫申明清，那个年代，女人有自己的名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相对而言，奶奶家的印象就占据了我农村经历的大多数。爷爷叫韩普琚，从名字看得出是个文化人，早年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只知道文革期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员的身份，没少挨麻烦。听父亲说，他的爷爷是个老矿工，半疯子，但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改变了命运。我的奶奶叫韩刘氏，典型的小脚老太太，姓名也是随夫姓。她是爷爷第二个老婆，是个善良无比的女人，这是妈妈评价的。因为第一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所以奶奶对我的大伯和我的父亲都格外小心，起个贫贱的小名就是为了避灾好养活，这是当时农村的习俗。听妈妈说，奶奶对孙辈特别疼爱，同时对自己的儿子们也一直关爱，就经常出现小时候爸爸训我，奶奶只能在一边偷偷擦眼泪的情景。欢乐是绝对的儿时记忆。大伯有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我和哥哥，也是听妈妈讲的，经常是5，6个孩子，雨天的大脏脚丫，就在奶奶的床上爬来爬去，奶奶就是看着高兴，从不训斥。
       爷爷以前腿受过伤，所以我印象里他一直拄着拐杖，吸着旱烟。他是82年去世的。记着那天我正在北京寺庙里的红民村小学上课，爸爸突然来教室，和老师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接走了，然后我们就连夜坐火车回了老家，原来是爷爷去世了，带我们回去奔丧。以前回趟老家，要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所以，我们一般会在新乡下车，在爸爸的舅舅家过个夜，第二天一早再坐火车回焦作。大夜里的，在我应该叫姥舅家暖暖的睡上一觉，还是很温馨亲情的。只知道爷爷死于牙龈癌。爸爸很少谈起这些，也是听妈妈偶尔告诉我们的。爸爸是在老家，拉着爷爷的手，看着他去世的，可以理解爸爸当时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妈妈说，牙龈癌很疼，爷爷实在受了不少罪，经常疼的夜里叫唤。我问，为啥不治呢？妈妈回答很简单，哪有钱治，特别是农村，那个年代。
       下了火车，就是大伯家的孩子来车站接我们回家了，都是自行车，记得是大哥，大伯的长子，比我大了十一岁，把我放在自行车大杠上，我哥在后座，一路骑回村里，至今还记得大哥一路快速骑车喘气的声音。回家要穿孝服，但爸爸是个很反传统礼仪的人，他认为生前照顾好老人最重要，办丧事都是给别人看的，极其反对。但这是农村的习俗，特别是大家庭，还是要随俗的。所以，他就让我和哥哥穿白衬衫参加葬礼的仪式。我的大伯也是拿他这个弟弟无奈，只有这样了。因为要哭丧，所有子女要一起哭，我哪里懂，觉得好笑，结果被一旁的大哥一把按在了地上，这是唯一一次他对我的简单粗暴。因为父母都是各家最小的孩子，我又是奶奶和姥姥家最小的孙辈，所以有些时候，长辈们，哥哥姐姐们都特别让着我，由着我，从不对我动手和发火，所以记忆里全是他们对我的微笑。
       应该是遗传，当然也和农村饮食习惯有关，天天喝棒子面粥，老家叫“糊嘟”，奶奶后来得了糖尿病，农村的医疗条件有限，我只知道后来严重到三个加号，据说是最严重级别。爸爸是个孝子，立刻回老家把奶奶强行带回北京看病治疗。80年代，北京的住房条件非常有限，多是平房，简易楼，公共厕所。奶奶是小脚，行动不便，爸爸专门做了个座便器给奶奶用。有一次，爸爸突然让我给奶奶洗脚，我当时还挺不情愿的，奶奶也一个劲的阻止。其实想想，这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呀。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摸到小脚老太太被生生窝起的足沟，很深很深。经过爸爸的严格管控，奶奶的加号很快降到了一。奶奶确实住不惯城市狭小的居室，也没有人和她象在农村一样说话，坚持要回老家。爸爸拗不过，就送奶奶回去了。但没想到，半年以后，奶奶就病情恶化，不久就并发症去世了。为了这个，爸爸跟大伯足足闹了好几年的别扭，他始终认为是大伯没照顾好奶奶，怎么可能已经降到一个加号了，回老家半年就不行了。这个结，这老哥俩，其实一直没有解开，我知道的。农村确实不比城市，特别是北京，还有生老病死的观念，不能强求一致，但凡尽力尽孝就可以释然了。
       跟姥姥没有过合影，真的可惜。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和哥哥一起在北京天坛冬天的合影，现在看起来，都那么弥足珍贵，千金不换。爷爷拄着拐杖，奶奶裹着小脚，哥哥舔着嘴，我偷偷用手扣着他，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在我记忆里是彩色的年代。